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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丽西亚把画举到画布前做了个记号——在白色画布中间用红色画了一。
她稍加思索后，又做了一个记号。再做了一个记号。接着她就再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停顿，行云流水般地画开了。艾丽西亚与画布仿佛在翩然起舞。我站在那里，出神地看着她创作出的图形。
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熟悉的时刻，就像观察一只野兽在产崽。她知道我在现场，却毫不在意。她作画时，偶尔还抬头看我一眼。
就像是在审视我。
过了几天，这幅画已初见端倪，虽然开始比较粗糙，像一幅草图，却日渐清晰——画布上，一种逼真、原始的光彩爆裂开来。
艾丽西亚画了一幢红砖房，是一家医院——毋庸置疑是格罗夫诊疗所。这幢房子正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。在消防通道里，可以看见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正在逃离火场。那女的一看就是艾丽西亚。她的头红得就像火焰。我看出那个男的是我。我用手臂把她抱起来，捧着她，火已经烧到我的脚踝。
我不知道画中的我是在救艾丽西亚，还是准备把她扔进火海之中。
29
“太荒唐了，”她说，“这么多年了，我经常到这儿来，谁也没有告诉我要提前打电话。我总不能站在这儿干等吧，我可是忙得很。”
一个美国女人站在接待处前面，冲着斯特芬妮·克拉克大喊大叫。我是从报纸上以及对这起杀人案进行报道的电视闻中认识她的。她叫芭比·黑尔曼，是艾丽西亚在汉普斯特德的邻居。那天晚上加布里耶尔被杀的时候，她听见枪声就打了报警电话。
芭比是个金色头的加州女人，年纪在六十五岁上下，或许还要大一些。她整过好几次容，现在是电视5频道的得力干将。她的名字也真是名副其实——她看上去就像个惊讶的芭比娃娃。她显然是那种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女人——她现要探视病人必须事先预约后，就在接待处大声嚷嚷表示不满。
“我来跟主管说。”她说着打了一个很夸张的手势，好像这里是一家酒店，而不是心理诊疗所，“这太荒唐了。主管在哪里？”
“我是主管，黑尔曼夫人，”斯特芬尼说，“我们以前见过面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对斯特芬尼产生了隐约的同情。遇上芭比这样胡搅蛮缠的人，也着实让人同情。芭比像连珠炮似的说了很多，而且说得很快，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让对方进行回答。
“呃，你从来没提到探视要事先预约。”芭比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他妈的，在名牌大学占一张桌子都比这个容易。”
我走过去，对斯特芬尼善意地笑了笑。
“我能帮点什么忙？”
斯特芬尼怒气冲冲地看了我一眼：“没有，谢谢了。我能应付。”
芭比饶有兴地打量了我一番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“我叫西奥·费伯，是艾丽西亚的心理治疗师。”
“哦，真的吗？”芭比说，“真有意思。”显然，她觉得心理治疗师不像病房主管，还是可以打交道的。这时候，她就只跟我讲话，把斯特芬尼晾在一边，好像她顶多就是个接待员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心里有点不道德地感到好笑。
“我以前没见过你，肯定是来的吧？”芭比说。我正要回答，话头又被她抢了过去。“我通常一两个月来一次——我觉得这一次间隔的时间长了一点，因为我到美国看望我的家人去了——我一回来，就觉得必须来看看我的艾丽西亚——我非常想念她。你知道吧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哦，是啊。艾丽西亚和加布里耶尔刚搬过来的时候，我尽力帮他们融入我们的社区。艾丽西亚和我的关系非常密切。我们无话不谈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尤里来到接待处，我招手让他过来。
“黑尔曼太太是专门来看艾丽西亚的。”我说。
“叫我芭比，宝贝儿。尤里和我是老朋友啦。”她说着朝尤里眨了眨眼睛，“我们认识很久了。问题不在他，是这位女士——”
她不以为然地指了一下斯特芬尼。斯特芬尼这才有了说话的机会。
“对不起，黑尔曼太太。”斯特芬尼说，“去年你来过之后，医院的规章制度有了一些变化。我们加强了安全措施。从现在起你必须先打电话——”
“哦，上帝，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来一遍？如果我再听见这样的话，别怪我又大喊大叫的。好像生活还不够让人闹心似的。”
斯特芬尼不再坚持，于是尤里领着芭比走开。我跟在他们后面。
我们走进会客室，等艾丽西亚。这是间空荡荡的房间——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半死不活的黄色日光灯。我站在会客室的那一头，看见艾丽西亚在两个护士的陪送下从另一扇门走进来。艾丽西亚看见芭比，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。她走到桌子跟前，头也不抬就坐下了。芭比却显得很动情。
“艾丽西亚，亲爱的，我好想你啊。你太消瘦了，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了。我还真有点羡慕你呢。你还好吗？那个讨厌的女人差点不让我进来看你。真像是一场噩梦……”
芭比只顾叽里呱啦地往下说，没完没了地东扯西拉，把她到圣地亚哥看望父母的事情仔细唠叨了一遍。艾丽西亚坐在那里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脸上像戴了一副面具，没有流露任何表情，也看不出任何东西。谢天谢地，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这场独白终于结束。艾丽西亚跟在尤里后面走了，跟她刚进来时一样，没有表现出任何兴。